沒有法治文化，難言依法治國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作翔

　　文/ 盧敬春

　　編者按：如若沒有法治文化的支撐，多數(shù)民眾沒有法治意識或法治意識不強，再好的法律也很難在實踐中發(fā)揮預期作用，也難言依法治國。實踐證明，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必須努力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讓人們形成法治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法治文化?如何讓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形成了法治的思維方式后，又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就這些問題，《中國法治文化》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劉作翔教授。

　　《中國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與法律文化都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個概念的區(qū)別是什么?

　　劉作翔：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我的初步結論是：從形式意義上講，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在觀念、制度和規(guī)則等形式要件上沒有實質性的差別。但如果從內(nèi)容上來看，二者有實質性的差別。法律文化是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是價值概念。法律文化，可以用來表達人類歷史上出現(xiàn)的任何一種法律文化類型，既可以包括正價值的文化類型，也可以包括負價值的文化類型。也就是說，不管這種法律文化類型是好的還是壞的，是進步的還是落后的，是先進的還是野蠻的，都可以用法律文化來表達。

　　而法治文化就不一樣了。法治文化是一種蘊含人類正價值的文化類型，無論從制度到觀念，都必須包含和反映人類的基本價值，即反映人類進步的、先進的和優(yōu)秀的價值理念和制度構造?？偟膩砜?，法治文化應該是包含民主、人權、平等、自由、正義、公平等價值在內(nèi)的人類優(yōu)秀法律文化類型。

　　《中國法治文化》： 為了讓人們更好地理解法治文化，您能否對法治文化進行一下深層次的剖析?

　　劉作翔：文化學者將文化結構分為隱性文化和顯性文化，因此，法治文化也有它的組成結構。我認為，法治文化的結構是由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組成。這里說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只是一種表述，沒有高低之分。

　　表層結構，是法治文化中的“制度性文化”，即這些文化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包括法律規(guī)范、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機構和法律設施。在法律組織機構中，有法院、政府、人大、檢察院、律師事務所，還有監(jiān)獄和軍隊等，這些都可以看得見。法律設施也是看得見的。之所以把法律設施看成是法治文化的組成結構，是因為法律設施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前幾年的司法改革，把解決經(jīng)費問題作為一個主要問題，是因為如果一個地方連辦案的基本條件都沒有，就很難把案子辦好。值得一提的是，以前我們有的法院甚至讓當事人出費用，如路費、住宿費等。此外，很多機構由于經(jīng)費短缺造成了案件辦不下去的問題。在發(fā)達地區(qū)這個問題可能不嚴重，但在偏遠地區(qū)，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地區(qū)，有個別法院有時甚至連電話費都支付不起。如果國家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相關人員能更好地履行職責，樹立更好的司法形象。

　　法治文化的深層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相關，可以分成三大類: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體系。

　　總結起來，法治文化的兩大結構就是法律意識形態(tài)和與其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組織機構。

　　《中國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兩大結構之間的關系如何?

　　劉作翔：法治文化的兩大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掌握了這個互動關系，能更好地讓法治文化服務于社會發(fā)展。在中國法治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法律制度體系和整個社會的法律觀念體系需要有一個良性的互動，如果這個互動中斷，法律實施的效果，制度實現(xiàn)的程度可能就不好。

　　先說說法律意識對法律制度的影響?！坝^念支配行為，思想決定行動”，這是認識論的一般原理。美國著名的法學家勞倫斯?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書叫《法律制度》，其中一個很經(jīng)典的觀點是：“法典的背后有強大的思想運動”。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出來，就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每一個法律制度的產(chǎn)生，其背后的思想斗爭都是十分激烈的，這種現(xiàn)象在中國也有，比如，圍繞每一部立法所產(chǎn)生的激烈辯論，都反映了大家對法律制度的不同認識。

　　在這個“認識論原理”中還包含著強調(diào)法律知識的重要性。近些年我國已經(jīng)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在最初“一五”普法時，有一種觀點認為，老百姓不需要懂那么多法律知識，只要知道有事找法院，找律師等專業(yè)人士為他們解決就行了。但多年的實踐證明，缺乏知識的觀念是不牢靠的。一種觀念如果是建立在個人對知識的掌握和認識的基礎上，會比別人灌輸給他的要強烈、牢固得多。當然，現(xiàn)在仍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懂那么多的法律，但有些基本的法律知識要懂。如果連自己有什么權利都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去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知道自己有什么權利，又不知道用怎樣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有可能走向問題的反面。依法維權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在法治文化建設進程中，用知識提高老百姓的素質非常重要。

　　《中國法治文化》：剛才您主要談到的是觀念對制度和行為的影響，請您再詳細解讀一下法律制度對觀念的作用。

　　劉作翔：良好的制度和規(guī)范又影響和塑造著人們的思想觀念體系。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一書中講了一個例子：現(xiàn)在自覺納稅已經(jīng)成為美國人的習慣，但這個習慣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美國人并不是天生就有守法意識，而是經(jīng)過幾百年的培養(yǎng)，由最初的強制性運動，到自覺，最終逐漸變成了意識和習慣。

　　用制度改變傳統(tǒng)習俗和觀念的例子在中國也有很多。比如，舊中國有納妾的習俗，國家通過法律明文廢除了這一舊的習俗。中國1950年的《婚姻法》規(guī)定，國家實行一夫一妻制，反對納妾。這樣實施的結果，使一夫一妻制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上世紀60年代以前，香港的老百姓對腐敗行為也是見怪不怪，并默認了這種“潛規(guī)則”。針對這個問題，香港在立法上對所有腐敗行為實行“零容忍”，在執(zhí)法上堅持嚴厲打擊，用了30多年的時間，才把相關人員及民眾的觀念改變過來，讓社會對腐敗和賄賂的容忍度從當初的見怪不怪到現(xiàn)在的絕對不能接受。

　　還有一些極端的例子。中國古代有“同姓不婚”的習俗。按照現(xiàn)代科學，它已經(jīng)沒有道理了，按照這個習俗，很多相愛的人都不能結婚，但這種思想在一些地區(qū)還影響著一些人。有一個實際的案例：有兩個男女青年同在一個村子里，他們相愛后打算結婚，但家族堅決反對。因為按照輩分，男的應該叫女的為姑姑，其實他們已經(jīng)出了“五服”。后來過了一段時間兩人不見了，大家以為他們私奔了。后來工作隊進入這個村子進行農(nóng)田改造，挖出一具尸體。報案偵破后的結果是：當時家族認為，他們兩個如果結婚是家族的奇恥大辱，于是就開了一個家族會議，由時任村黨支部書記主持，會議最終決定，把兩個人處死，讓兩家的家長執(zhí)行，男方母親把男子用被子捂死，女方家長也把女的弄死。隨后，找到一個山坡，一個埋在這面，一個埋在另一面，意在讓他倆生不能在一起，死也不能在一起。案件偵破后，各方震驚。對以上案件相關人員的依法制裁，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制度和規(guī)范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思想體系?，F(xiàn)在雖然一些好的習俗、善良的風俗，司法部門要依法吸收，但對于惡俗就要通過法律、司法的方式進行糾正。

　　《中國法治文化》：正是在我國法律和法治實踐的時間流變中才形成了如今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離不開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那么，我國對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研究始于什么時候?目前對這方面的理論研究狀況怎樣?

　　劉作翔：中國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當時在研究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問題的時候，一些學者曾憂慮：這些問題的研究會不會像某些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一樣短命，像一陣風一樣一刮就過了?經(jīng)過近30年的實踐證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研究不但沒有凋萎，而且越來越有生命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是一個實踐著的事物，凡是實踐著的事物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中國的法治事業(yè)不停止，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研究活動就不會中止。但是，盡管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在實踐中已經(jīng)進行了多年，但對它的理論研究還很缺乏，尤其是對于法治文化的研究。未來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中國法治文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依法治國呼喚法治文化的發(fā)展與繁榮。您認為，我國該如何建設和發(fā)展法治文化?您認為，對于我國來說，培育法治文化的關鍵是什么?

　　劉作翔：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nèi)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wèi)者?！蔽艺J為，《決定》的這一段話是對法治文化建設的最好詮釋。建設和發(fā)展法治文化，除了繼續(xù)加強對包括公職人員在內(nèi)的全體公民進行法治教育外，最關鍵的還是通過法治實踐，如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等法治實踐行為，來樹立法律的權威和公信力，提高全體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和信賴。實踐性教育的作用遠勝過灌輸式的被動性教育，俗語“身教重于嚴教”，這一原理也適用于法治教育和法治文化的培育。

　　《中國法治文化》：近年來，我國公民的法治觀念和法律素質明顯提高，全社會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公民的法律意識相比還是較為淡漠。為此，努力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促進全社會形成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成為當務之急。目前來看，培育法治文化的最緊迫的課題是什么?

　　劉作翔：當前，培育法治文化面臨的最最緊迫的課題是樹立公民對法律、法治的信念，以及樹立嚴格遵守規(guī)則的意識。首先是所有公職人員以及公權力主體嚴格遵守法律，運用法律。同時，如同《決定》中指出的，“必須使人民認識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使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遍L期堅持下去，才能在全社會形成法治文化的氛圍，使中國的法治文化有一個良性的發(fā)展。